从古装剧到文创产业，从学术著述到通俗读物，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中国古代历史上名声昭著的乾隆帝，已经被形塑为一个奇异的文化符号。 如今，大众对他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笼统的帝王之相，还有从历史边角料里打捞得出的复杂人性——他留下四万首“打油诗”，给几乎所有文藏加盖印章，有着偏爱雍容华贵的“土味”审美，乃至处处留情，流连于富察皇后、乌拉那拉氏、令妃、香妃之间…… 有关乾隆的一切，源自前朝后代的遗留与非议，也离不开他的自我包装、自我修养，以及牵一发而全动的历史景观。那么，正史中的乾隆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理解他言行举止背后的眼光和格局？他又如何以一人千面的形态和多元价值取向，一手打造了那个难以定义的乾隆盛世？ 就此，搜狐文化采访了历史学者吴十洲，他所作的《乾隆十二时辰》，抽调了乾隆在位六十载里“无关紧要的一天”——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1765年1月28日）作为样本，通过归总其行踪轨迹、深描人物肖像，侧写“乾隆盛世”背后的荣光与阴翳。这一补充和矫枉的学理性视角，对我们读懂乾隆有所助益。
55岁之后的乾隆，“将老未老”搜狐文化：55岁前后的乾隆正处于“知天命”与“耳顺”之间，政治事业“恰在途中”，这一时期的乾隆有着什么样的形象、性情乃至事业心？ 吴十洲：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55岁，对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时期，正好也处在他给自己设定的60年统治生涯的中间。这个时候他应该有一种到了某个节点的感觉，就是“我已经走了半程，应该怎么再继续往下走”？所以我在随机抽样的过程中，选择这一年来进行叙述，也是有这样的考虑，就是觉得应该选择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年代。 这个更有代表性的年代，也是乾隆生命周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是乾隆“将老未老”的时候。所谓将老未老，我们从乾隆生儿育女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生在乾隆三十年之前的皇子有17位，公主有5位，而历史上乾隆共育有十六子九女，也就是说，在乾隆三十年之后，他只生了一男一女。这就可以明显看到，55岁之后的乾隆就已经进入生命的后半程了。
但乾隆的一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也不能完全以他生子女的情况来判断他的生命是否已经进入衰期。尤其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生命力还非常旺盛。那么正月初八这一天，他的政治活动是怎么体现的？首先，作为皇帝，他的原始信仰和日常的公务治理行为都有所体现，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乾隆处理政务的事无巨细之程度。同时，通过两种奏折——朱批奏折和军机处的录副奏折，也可以一览天朝的整个政治运作系统。 这个政治运作系统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州县，像知县、知州这些官员，他们在上任之前都要由吏部、兵部官员带着去觐见皇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在一般的历史叙述里很难读到。第二是封疆大吏，他们要把自己所统治的地方的情况上报给皇帝，这里有很多门道，可以让我们看到乾隆的统治术，以及那些封疆大吏和皇帝之间的心理战，还有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些微妙联系。第三就是乾隆在重华宫茶宴上召集了20几位军机处大臣、尚书，实际上他们就构成了当时的权力中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几层官员之间并不是相互联系的，而是相对封闭的三个圈。何以见得？我们可以读一读当时的奏折，再查一些档案，就会发现，十年过后，这些官员还在他们的原位上。 四万多首御制诗里的孤独与农业情怀搜狐文化：此前您对乾隆三十年间的报雪奏折与乾隆咏雪御制诗深有研究，其中乾隆的批复语——“欣悦览”、“知道了”，使他的形象生动许多。大家也知道乾隆好诗，但主要评价是批量生产、空而无物，虽然有所凭据，但仅以此为笑料也会加深对乾隆文艺作品的偏见与误读。这种情况下，相关史学研究是颇富建树的，您的书中对他写诗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澄清”或补充吗？ 吴十洲：把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往前推15天，当时下了一场雪，实际上到了正月初八，地上已经是残雪了，但是乾隆好雪、爱雪，他曾经写过大量的咏雪御制诗，就也在当天作了一首诗。我最想写的其实就是这一部分，我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各地封疆大吏上报的暴雪奏折，乾隆非常重视这些奏折，所以有了“欣悦览”这样的批复。
说到乾隆的诗，他有四万多首诗，诗的内容非常丰富，乾隆自己说，这些都是他的起居注。比如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这一天，光在重华宫茶宴上，乾隆就写了7首七绝诗。但关于他作的诗是好是坏，目前有很多种评价，比较典型的就是钱锺书先生说的，乾隆的诗写得很差。但实际上，比如诗经里有风、雅、颂，今天我们在文学史上最喜闻乐见的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那些民间歌谣，而“颂”那种歌颂祖先功业的歌辞，我们今天读起来会觉得没什么味道，但是对于我们做历史的人来讲，“颂”简直是太宝贵的资料了。所以同样的，我们之所以读乾隆的诗，也同理于这种情况。 歌功颂德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旋律了，所以有很多人给他唱赞歌，有很多人来说好话，这样他就更孤独了，感觉过得很没意思，所以他当时写的诗作为史料来研究是最好不过的。何况有一些诗我认为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他的咏雪御制诗，就体现了一种农业情怀。
从乾清宫搬到养心殿，寝室变“办公室”搜狐文化：殿宇—古代建筑时常充当文艺作品的背景板，包括在文遗保护、文旅产业里宫殿尤具审美意义，使普通大众对其构造意涵、方位排布、政治功能等等还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否请您举例说明下，除了作为“居所”、“景致”，清代宫殿如养心殿、坤宁宫等还承担着哪些重要而不为人知的角色？ 吴十洲：对于大众应该怎样理解清朝殿宇的存在，我在这本书里也有一些解释。首先，殿宇当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像张爱玲说的，衣服对女人来说就是房子，可见房子对于它的使用者而言是很重要的符号。那么皇宫里的殿宇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皇帝的统治理念。 最早的时候，从顺治帝到康熙帝，他们的寝宫都在乾清宫，可是从雍正开始，寝宫就被移到了养心殿。养心殿呈工字型建构，有前有后，后面是休息区，前面是像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在宫里，尤其是中轴线附近，殿宇都非常宏大，但养心殿不一样，它位置比较偏，属于实用性更强的一个地方。康熙帝经常要在这里处理公务政事，有时也来赏玩书画器物，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
养心殿、乾清宫、坤宁宫、重华宫，这些殿宇各有各的用处。乾隆帝当皇子的时候在重华宫住过，所以他把家宴这种最私密、最内部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以及像戴维营是美国总统渡假的地方一样，乾隆也把重华宫作为自己接待贵宾的地方，表示给对方很高的尊重和亲近感。 我还在书里写到，当时有23位大臣在重华宫受到了皇帝的宴请。这里请的嘉宾，地位都是非常之高的，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就是宰相。像傅恒、刘统勋等等重要官员，他们在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这一天同时出现了，这是非常巧合的，也说明整个朝代的气象确实是可以通过短短一天折射出来的。
乾隆以儒学治国，自己却信仰萨满教搜狐文化：乾隆三十年，青年和珅尚未与重臣之女成婚，富察·傅恒时负重任，进缅剿匪，刘墉即将因贪腐被发配充军，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贪臣、宠臣、贼臣此刻看起来未成气候或已有运筹权谋的迹象。总体而言，当时的朝堂呈现怎样的局面，是否已有内患之势？ 吴十洲：整体来看，乾隆三十年还是比较安定的。比如顺治、康熙、雍正这些前朝皇帝没有完成的事，像西部边疆问题等等，到乾隆年间基本都解决了，这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皇族对于中国整个疆域版图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中国的长城从过去的外长城变成了内长城，而且自此以后，长城以北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战事。第二，将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变成了非常完整的流域，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此后再没有吐蕃这样的国家这对于我们农业民族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朝代在政治上是非常活跃的，其中当然也有一些隐藏的危机。像历史上重要的贪官、能臣、外戚，我都在这本书里写到了，这就能反映很多问题。比如乾隆三十年，和珅17岁，如果按乾隆第四次南巡时的赏银单来推算，他当时很有可能是给皇子抬轿子的。之后和珅到了乾隆身边之后，整个朝政朝纲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
再比如说在重华宫茶宴上，人们都在歌颂两只雪象，这一对小象可以让人联想到佛教，甚至联想到当时的印度。梁启超先生说，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那么整个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就当时的乾隆时期而言，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印度就会接壤中国，中国也能通过印度看到半个西方。因为当时印度已经殖民化了，但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相隔，中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产生危机感，进而对西方的崛起没有察觉。就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即1793年，马戛尔尼访问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人开始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解剖”了。 马戛尔尼的副使斯丹东曾经写了一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讲到了当时中国的状态。第一是经济规模很大，整个清朝的中央财政是英国的四倍，但同时经济结构又很差，包括产业分工结构、社会分配结构等等，都很松散，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形容的一盘散沙的状态。第二，乾隆自己信萨满教，但是他以儒学治国，这本来就是南辕北辙的，导致人们的精神信仰也建设得非常之差。马戛尔尼的团队中有一个画师叫亚历山大，他画了一些水彩画，画上的普通百姓，面部表情都是麻木的，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这也是导致后来清朝积贫积弱、备受凌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西方崛起了，出现了很多工业成果，还有亚当·斯密的《富国论》，西方人开始强调市场对社会公平的内在驱动力。斯丹东提出，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土地占有现象，但没有任何公共用地，包括公园、体育场、博物馆、美术馆等等，这就没有公共意识，无法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导致社会大众没有凝聚力，进而造成整体的落后。 历史学者，不要随意发表碎片化观点搜狐文化：许多清史档案多用满文书写，您的研究中应该也有大量对满语史籍的阅览、查证、翻译，如何克服这其中可能出现的障碍？ 吴十洲：关于满语的使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满语主要用于边疆军事方面，其他方面如议政等都用汉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满文档案主要是用于军事和地方边疆的交流，因为当时的地方首领都是满洲八旗的。 搜狐文化：做一本资料详实而富有意趣的历史书，如何筛选援引材料，正史和野史的边界在哪里？ 吴十洲：关于野史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其中有些东西是可以用的，但必须有选择地用，这就很考察史学功底了。那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很多都是真实的，是从当时的参与人口中得出的，然后传遍了大街小巷。 搜狐文化：历史学者罗新曾在演讲中说，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断裂、间隔、不确切组成的，自己的工作是“讲述时间的故事”，从一团混沌中找出秩序、意义和连续性。由此看来历史学者的角色似乎是穿针引线的手工匠人，那么做史学研究对您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您的动力和指引？ 吴十洲：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先秦史，实际上我真正应该做的学问也是先秦史，但我目前在这方面就写过一本书，而乾隆我写了两本书，近代史我也写过五六本书，这个好像不太成比例。这个事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硕士期间是做博物馆研究的，主要探讨故宫博物院的建院史，所以整个近代史就进入了我的研究领域，所以对先秦、近代这两头，我都有很强烈的兴趣。 对于我的研究，和史学研究对我的意义，当然好说不好听，想做也未必能够做得到，总之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去引领社会思潮。尤其是我认为，作为历史学者，还是不要随意发表一些碎片性的观点，毕竟要把碎片化的知识串联起来，再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可能是一种奢望。我自己也有很多研究心得，从先秦到近代，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整个知识结构还是两头的，还是要好好做学问。
采写 | 耶维奇 |
